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蚁族:一个可能像“知青”那样流行的单词

时间:2021-01-16 08:32:47   未知  

他们,过去被称作“天之娇子”,现在却自称“焦子”,心焦,被巨大的压力烤焦。

上世纪末实施的高校扩招的后果之一,就是造就了大量的大学毕业即失业人员及“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”。在北京,这一群体的数字估计有十余万人,他们聚集在房租低廉的京郊,每天像蚂蚁一样汇聚到市中心,傍晚,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京郊的高低床上,为了生存,也为了梦想。不仅在北京,他们也分布在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西安等大中城市。

青年学者、北大博士后廉思把他们称为“蚁族”。在北京为期两年的实地调研,让他以及他的团队,第一次将这一群体贴近而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———近日,《蚁族》一书由出版社正式发行。

有人评价,“蚁族”两个字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历程。十几年后,今天的“蚁族”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,那时,所有的人都会读懂“蚁族”背后的记忆。“蚁族”这个词可能会像“知青”、“下岗职工”、“农民工”一样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词语之一,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历程。

2007年的夏天,一个偶然的机会,廉思看到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上的一篇报道———《向下的青春》。文中讲述一个名叫李竟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的真实经历。文中的李竟令人担忧的现状、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,让廉思震惊。

“同样是80后的我,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。他们真的存在么?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?一个个疑问在脑海中涌现。长期学术训练的敏感性告诉我,这是一个需要被关注和关心的群体,这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!”廉思说。

廉思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从本科到硕士,再到博士、博士后,可谓一帆风顺。博士期间,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主席、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,还曾在湖北广水市挂职担任市长助理。这样的履历让他对社会的另一面显然缺乏足够的了解。

此后,廉思来到了唐家岭。唐家岭是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,这里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气息,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。但交通的便捷,生活成本的低廉,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,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,形成聚居。

在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,他们拿着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资,租着每月300元左右的床位,每天吃两顿饭,到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。唐家岭居住着四五万人,除了本村居民3000余人外,其他的都是如此生活。这些大学毕业生怀揣着梦想到学校,充满着理想出校门,但残酷的现实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生活。

从唐家岭回来后,廉思决心要深入研究这个群体,“我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解决窘境,但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笔,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他们、关心他们、帮助他们。”

从2008年1月开始,廉思自筹经费,带领一群“80后”的研究生对“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”展开了调研。两年间,他们埋头研究,取得了“蚁族”工作、学习、婚恋、业余生活、社会公正感、生活满意度、网络行为、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大量第一手数据与实证资料,记录下“蚁族”的需求、声音、文化和梦想。

不过,最后成书的时候,调研报告只是一个粗概,冰冷的数据似乎不能反映出调研团队的感知。《蚁族》中几乎一半的篇幅,是调研成员的采访手记,记录一个个“蚂蚁”的生活实录:

“下午5点半保险公司培训结束后,在寒风凛冽里等了整整一个半小时……好不容易看到亮着车灯的运通205开过,眼前就黑了———黑压压的人群把一米六出头的他挤在中间,四处都是人,推着他上了车……”

廉思认为,他们是当今社会中“最为敏感的人群”:充满活力,满怀理想,大学教育给了他们知识和涵养,也曾许给他们美好的未来。然而,工作后的境遇,“聚居村”的生活,青春梦想无处寄托,使他们不得不学会忍受焦虑且不具确定性的暗淡时光

30年前,《中国青年》刊发了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《人生的路呵,怎么越走越窄》:“有人说,时代在前进,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;也有人说,世上有一种宽广的、伟大的事业,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。人生的路呵,怎么越走越窄?”

“如今的蚁族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大讨论,巧合的是,和我接触的许多蚁族,虽然表述不同,但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呼号。上个世纪潘晓事件引发人生观、价值观大讨论时,蚁族的大部分还未出生。两个世纪,同一种声音,个中的含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和思考……”廉思充满担忧。

廉思:最初我们是根据这个群体的特点,称之为“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”,这个名称不便于记忆和认同。后来我们在讨论时,有人提起《蚁呓》一书,《蚁呓》虽然讲述的是一只蚂蚁的卑微一生,但本意是用蚂蚁的觅食、繁衍、结群、打架等生活轨迹来映衬人类。《蚁呓》一书给我们以很大启发,考虑到该群体的行为特征和蚂蚁极为相近,因此我们决定大胆地采用“蚁族”一词来命名该群体。

廉思:应该说,不是改变了我固有的印象,而是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。

我认为,蚁族现象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两大最重要的社会问题: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和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,二是高等教育普及后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。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,而且是关系到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。而农民工和农民问题,并没有涉及到第二个问题。蚁族现象是这两大问题的结合,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好,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。

我们调研中发现,该群体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,同时他们制造社会运动的成本和代价很低,在反对日本入常和去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抵制家乐福等事件中,该群体均是网络和现实生活中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。我们还发现,该群体遇到社会不公时,不会选择上访等方式解决,而是会借助网络曝光、媒体曝光等新兴的媒介。

廉思:令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在唐家岭和“蚁族”一起过年,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,我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快乐和孤独,想家的日子是让人难忘的。当除夕的钟声敲响时,他们在一起抱头大哭。大学教育给了他们知识和涵养,也曾经许给他们美好的未来。然而,工作后的境遇,聚居村的生活,青春梦想无处寄托,使他们不得不学会忍受焦虑且不具确定性的暗淡时光。

廉思:说我一直保持热情,没有想到放弃,那是吹嘘并高抬自己。第一次调研后,我没有经费,国外基金的钱不能要,国内又没有机构愿意资助。当时经济危机还远未来临,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均遭否决,很多人嘲笑我是“杞人忧天”、“痴人说梦”。应当说最终支持我走下来的,是“蚁族”朋友所体现的精神。就像“蚁族”自己所说的,“我并不认为我是失败者,只是我尚未成功!”看到他们的奋斗历程,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。

廉思:很多人向我问起这个问题,有人甚至问我是否花了很多钱来请他们做推荐。对于像唐骏这样一个转会费就高达10亿的人,我能出多少钱让他给我做推荐?对于北大校长、人大校长、长江学者、国务院官员这样的人,我能给他们什么让他们给我做推荐?是因为这本书实实在在感动了他们,打动了他们。记得我当时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发了书稿,他看完后,连夜给我发来了推荐语,信中第一句话就是“廉思,含着泪阅读了你的报告,这本书是无需推荐的”。人大校长纪宝成在国外出访期间,一直带着此书的书稿阅读,并几次让秘书与我沟通,能否把出版时间再拖后些,他要认真地思考书中反映的问题,然后再撰写推荐语。

廉思:我目前正在进行两项工作,一是完成“蚁族”的全国调研工作。目前蚁族书中的内容主要体现的是北京地区的调研成果,上海、武汉、西安、广州四地的调研踩点工作正在进行。

二是策划蚁族第二本书,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出版,蚁族第二本书与第一本有很大不同,不会再坚持宏观分析、微观故事与群体碰撞这样的写作思路,而是会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蚁族和蚁族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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